1944年2月出生於今台南縣後壁鄉的一個擁有30多甲田產並經營碾米廠和雜貨店的大家庭,但戰後政經情勢鉅變與耕者有其田政策等因素,因此從小就嘗過貧困的滋味。念小學時,記得說母語會受罰,但我的生活語言仍都使用母語,5、6年級時,4個班級的學生只編出1個「投考班」,同學們大部分都因貧窮而失去升學的機會,真可惜!真無彩!
讀初中時,教室布置欄上貼著三幅地圖,我和幾位同學時常以那幅臺灣地圖做「找地名比失贏」的遊戲,這是我與地理接觸最初的印象,當時參與這項遊戲的同學,對台灣大大小小的地名、山川、名勝的位置可謂瞭若指掌。從初中到高中,我的學業成績一直都是普普而已,只地理一科比較好,可能是與那台灣地圖有關吧!能考上師大地理系或許是3分天註定、7分靠打拼。
念地理系時本系尚未有研究報告的出版、也沒有學會刊物,劉鴻喜著的《自然地理學》、陳國章等著的《人文地理學通論》是當時重要的地理書,4年的課業輕鬆愉快,暑假與學期中課餘還去兼差,如到滬江中學兼課、市府的貧戶調查、本校教心中心的問卷調查等工作。學部結業後實習任教1年,接著服兵役,那時本系的研究所方成立,終於又有機會回來念。碩士課程時,適逢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地理系的張鏡湖老師(今文大董事長)應聘來系擔任客座教授1年,教地理學研究法、農業地理等科目,他上課的方式以Geographical Review,A.A.A.G.等地理期刊逐篇摘要介紹說明,也指定論文由學生閱讀並寫成書評(含內容大要、具體的優缺點與心得感想等三部分),這讓我們感受到研究生的讀書方式與學部學生有些不同。
碩士班畢業後半年,獲知日本交流協會(台日斷交後日方對台的機構)要提供台灣學生赴日留學獎學金10名,因我在本系曾修過日語1年(4學分)加上一些自修,就這樣應考而獲得3年份的獎學金,在學費、生活費無虞的情形下,蒙陳國章老師的推薦,先在東京教育大學地理研究科傍聽1年後,再考入筑波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主修地理學。博士課程各學科都強調Seminar研討與田野調查訓練,每次田野實習都約1星期,白天野外工作,晚間回室內報告成果。除了正課之外,每位學生都會參加1至2個小組讀書會,「地理學方法論」的讀書會以D. Harvey(1969),Explanation
in Geography為讀本,此書給我們不少的啟發,我引用其中之System的概念(pp.447-480)作為學位論文的參考架構和後來一些有關人文生態課題的研究上。
1978年春,在日本學業告一段落就回台北,半年「無頭路」,除了去東南亞旅遊月餘外,大部分的日子仍回系裡走動,劉鴻喜老師(所長)為要讓我有些收入就安排我對系所師生作三次演講(在師大分部地理所)。同年秋天終於幸運地回母系任教職,剛開始每學期要教4門課,另外每週還要1次陪學生讀書會,有夠吃力!此外,新老師重要的功課就是每年至少要寫一篇論文投到本系所出版的研究報告。1970年代地理界正流行所謂計量革命,我利用了農業普查的資料以因子分析、迴歸分析的方法寫了台灣農業區域劃分(1979)、農業生產力分析(1980)的論文交稿。
1980年代,教課壓力稍微舒緩,台灣也進入motorization的時代,我就開始跑野外去尋找地理問題。去中部橫貫公路的武陵和清境這兩處海拔高度同樣約1700公尺的農場,發現兩者的土地利用完全不同,它是什麼地理因素造成的?這引起我對高冷地農業研究的動機。一兩年後,主管山地行政的省民政廳獲知我常往山地跑,就邀我去加入他們的「新山村計畫」研究,連續5年每年執行幾個村的原住民社區與土地利用規劃,這個工作讓我有機會與各地的原住民相處,但路途遙遠,工作太過機械性,很累!那時就想海洋方面有沒有地理學可以著墨的問題,先到東北角海岸的鼻頭角與番子澳漁村找漁民閒聊,發現這兩個同屬瑞芳鎮的漁村,其捕魚技術(漁法)卻有很大的差異,想來此現象必有其地理因
吧!
當時為充實漁業方面的知識,首先讀了水產界很有名的書:宇田道隆著的《海洋漁場學》,並發函向日本地理學者索取他們有關水產地理的著作,另一方面以漁民為師,取得他們的同意,隨漁船出海去看他們捕撈作業的情形,就這樣逐漸展開我的海洋文化之旅。回顧10多年來,我似乎越偏遠的地方越喜歡去,台灣的離島漁村中,目前只有花嶼還沒有踏上。近年來,我想尋找台灣與外國在漁業上的區域關係的主題,曾到馬來西亞的檳城、印尼巴里島去了解台灣漁民在外國漁業基地的運作與遠洋作業的情形,到日本的清水考察台灣的冷凍鮪魚在那裡卸貨交易的狀況,到九州的串木野漁港偶然遇到1910年代移民高雄的漁民後代,發現這個地方就是台灣鮪漁業技術傳播的原點。最近也到過離台灣很近的石垣島、宮古島去考察,發現這些島嶼與台灣有密切的區域關係,值得多花些時間作地理研究。
在台灣師大任教的20多年間,藉地理考察之名義,走過很多鄉野地方,留下一些田野筆記,但原先想寫的東西,有些並未能完成,可惜!退休之後或許可換另一種心情舊地重遊去找老朋友聊一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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